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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莹谈与日本官员接触感受:他们似乎不带耳朵

更新时间:2015-11-02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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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月26日,微信公号“评论”刊载傅莹的署名文章,全文如下:

  现在中日关系和周边乃至世界的情况都有新的变化,也许是时候从一个更的视野观察中日关系。

  早年中日友好氛围浓厚的时候,常讲“一衣带水”、“世代友好”,现在这样的话语不多见了。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样的复杂境地,是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纠葛的结果。尽管风雨如晦、月残月缺,两国有识之士为中日关系打开一片天空的努力从未间断。

  当我们努力在政策和行为层面寻找解决办法时,是否也应考虑理解层面?虽然中日这么近,打了这么多交道,似乎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了解,也许彼此都负有责任。常听日方抱怨,中国人对日本的和平道缺乏了解,而他们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又有多少?

  当然,说日本人不研究中国是不公平的,尤其对中国的历史。比如去年在中国热销的有一套日本“讲谈社”出的《中国的历史》丛书,条分缕析、学风踏实,是既有可读性又很严肃的历史研究,而且充满对中华文明的敬慕。再比如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(KAWASHIMA Shin)先生所著《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》,虽然观点可以讨论,但其中的资料不可谓不系统、深入。

  但是,这些年我同日本官员和学者接触,另有一种感受,他们似乎不带耳朵来,缺乏倾听的意愿。拿为例,野田佳彦所谓“国有化”决定之前,中方多次表达关切,而日方一直是自说自话。据了解,在日本关于中国的史料并不少。早年,两国领导人正是因为对中日分歧的复杂性有充分认识,选择了“搁置争议”这个并不理想、但最现实的出。

  对此,在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和1978年访日期间都作过明确的阐述,而且也直接讲给日本国民了。后来双方还在如何共同开发上有诸多思考和互动,然而,这些都被忘记或者。

  时至今日,日方对中国和民间表达的强烈意见完全听不见,还是强调“国有化”是“现实选择”,比私人购岛要好。但这条道理的要害是,假定“是日本的”这样一个前提。而恰恰是这一点让中国人民很不放心了,如果事情的结果是永远失去,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。搁置争议不意味着放弃,这是日方忽略了的重要点。

  进而,在矛盾如此重重迷障的情况下,日本做了什么呢?是把这个围绕岛礁的领土争端放大到的层面,甚至渲染成事关日本的战略安全矛盾,把中国描绘成对日本整个国家构成安全的邻国。这也使得日本对中国的越来越深。

  与此同时,中国人民对日本的认识也越来越严峻,在今年这个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重要的日子里,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仅没有做出与中国人民实现和解的努力,反而表现出历史认识的暧昧和不情愿,有时还用“中国”论转移话题,导致两国人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。

  有个现象让我很不理解,现任日本好像对中国人民对7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任何都很。

  近年中日民间相互的好感度相当低。根据最近日本 “言论NPO”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联合调查的结果,情况略有好转,两国印象不好的比重下降了一点点,但是仍然在80%左右。同时,双方70%的人都认为两国关系重要。

  上周我参加了中国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座谈,大家有很多困惑,比如,如何对日本的外交政策目标?日本的对华政策目标是什么?我们两国相互政策目标的重合点在哪里?对不重合的地方该怎么办?我想,如果中日要摆脱目前这个负面议题主导的漩涡,需要对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有比较清楚的判断,最好能有些共识。当然,首先,中日能否相互倾听是关键,不能一门心思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。

  中日双方也需要考虑如何重拾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地区视野。

  东亚区域合作曾是我们这个地区共同的骄傲。欧洲一体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类同国家,超越地歧,一步步深化联盟的子,而东亚走的则是跨越制度和价值鸿沟,多重构建、梯次整合的子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不亚于欧洲。

  东亚最具多元和宽容特点。我90年代在柬埔寨维和时,一次在西贡休假,漫步街道中,走进一个大堂,里面着各“神明”,有佛像,有穆斯林做礼拜的地毯,也有圣母玛利亚和的画像,不同教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、各拜其神,让我深为触动,别的地方恐怕很难看到。

  正是秉承宽容,东亚经过30多年的努力,逐步形成了纵横交叉的“同心圆”合作架构。以东盟为中心,以10+1、10+3合作为主渠道,由10+6对话(东亚峰会)构成外延。中日都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,虽然是“小马拉大车”,但也挺有效果。我们同时构建起蓬蓬勃勃的中日韩合作。

  现在中国-东盟自贸区要升级了,中韩自贸区也达成了,中日韩自贸谈判和16个国家参加的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”(RCEP)谈判也已经。日本也同多个东盟国签署了区域贸易协定。

  东亚区域合作和市场的整合与全球化是顺势和同节奏的,我们成功地赶上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潮,而且从中受益,许多国家的竞争力得到提升,东亚也反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。

  从1985年到2014年,全球经济总规模增长了6.2倍,而东亚经济体(东盟+中日韩)的经济总规模扩大了9.3倍,30年前,东亚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17%,现在达到25%,可以说是四分天下有其一了。

  亚洲区域合作之所以取得这般非凡成就,中国和日本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程到初,中日两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抱负一直非常接近、努力也合拍,那也恰是东亚合作机制建设突飞猛进、各种创意层出不穷的时代。当时中国和日本出席东亚会议的代表团,都比着拿好主意,出创意。

  然而,近年东亚合作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了,东亚会议往往被负面议题遮蔽。前几天美国智库学者问我,中国的东亚政策一直特别有效,好像2008年开始突然转向,是什么原因?

  我不认为中国的地区政策发生了变化,但是确实有多种作用力在冲击东亚合作进程。地区争议问题突出带来干扰,美国“重返亚太”强调安全议题增加复杂因素,国际金融危机也肯定会影响到区域发展。而中日两个东亚合作的重要推手相互关系紧张,对东亚合作必然有负面影响。现在两国代表团在东亚会议上很难再去商量怎么推动地区合作了,更多恐怕是彼此的回避和怀疑。

  在东亚区域合作平台上,过去大家是有默契的,就是要优先合作与发展议程,但现在这个传统被打破了,每次领导人难得一聚,却是常常被负面议题牵扯过多精力。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更是中断三年。

 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受到南沙争端的严重干扰。前几天一位新加波资深国际法专家说,所有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》(DOC)都没有遵循承诺。我说你总要区分一下哪些国家是主动挑衅,哪些国家是应对吧。而这正是问题的要害。个别东盟国家偏离2001年签署的DOC原则,在南海采取挑衅言论和行动,中方不能不做出强有力的回应,一方面自己的利益,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遏制进一步的挑衅。东盟显然难以约束自己的,有的国家还拉日本和美国为他们站台。中国支持东盟联合自强,但无法支持东盟国家联手损害中国利益。

  在南海问题上,中国和日本都是贸易大国,因此对西太航线的和安全高度依赖和关注,这应是中日的共识点而不是分歧点。但日本在争议问题上表现出的偏袒态度,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对日方意图的。

  东亚合作平台上的“退行性”变化,将削弱本地区的竞争力,中日都不可能从中获益。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肩上的责任,应合作推动东亚进程重获势头,最终也符合两国的利益。

  正如习讲的,“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、办好事、办长久之事”。中国需要坚定自己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。中方提出的“一带一”,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,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在东亚合作中积累起来的灵感和经验,这些新议程的推进,将为东亚合作提供更为宽广的舞台。当前重要的是,要引导地区议程回归积极内容,重新由合作事务主导,而不是总被消极和争议的问题把持。期待中日关系和东亚合作早日回到敞开地对话、宽容互惠地合作的轨道上来。

  前不久杨洁篪国务委员赴东京出席了中日第二次高级别对话,出希望两国为关系改善共同努力的信号。中日韩首脑会议也有望下月初在首尔举行。所以,形势的发展令人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。

  (作者傅莹为第十二届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,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,原文标题为《为中日关系打开一片天空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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